郑永年说，美国不可能真正实现“再工业化”，这句话之所以刺耳，不在于它否认美国重振制造业的愿望，而在于它点破了一个常被政治口号遮蔽的现实：工业化从来不是把几座工厂搬回本土那么简单，而是一整套由劳动力、资本成本、供应链密度、技术扩散、财政能力与社会组织方式共同支撑的体系工程。美国今天最缺的，恰恰不是政策口号，而是支撑这套体系长期运转的制度土壤。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到2025年四季度仍只有9.4%，并没有出现足以支撑“再工业化成功”叙事的结构性跃升。
过去几年，美国确实把“再工业化”抬到了国家战略高度。无论是芯片补贴、清洁能源激励，还是关税与供应链安全话语，核心目的都很明确：把关键制造能力重新锁回本土，把产业安全重新定义为国家安全。这套政策并非毫无效果。美国制造业建设投资一度明显上升，制造设施建设支出在2025年后仍处高位，说明资本正在被政策牵引进入部分制造环节。
但问题在于，建设支出上升，不等于工业体系重建完成。工厂可以靠补贴盖起来，产业链却无法靠行政命令一夜长成。真正的工业竞争力，从来不只体现在厂房和设备，而体现在上下游企业的空间集聚、熟练工人的稳定供给、零部件的快速响应、工程师与生产现场的高频互动，以及规模化制造过程中持续压低成本的能力。美国能补贴“点”，却很难在短期内重建“面”。
但是现在已经是3月份了，第一季度马上就要结束了，但是发现没有，进入2026年之后，很多人都不怎么提固态电池的事儿了，也没啥人提固态电池量产的进度了，似乎进了2026年之后，固态电池又遇到结界了一样。实际上，从表述上来讲，由于新国标的出台，固态电池有了更加严格的定义标准，之前那种“冒充”固态电池的液固混合电池，就被踢出了固态电池行列，所以有些厂商的所谓固态电池，就不算固态电池了，这是一个方面。
1979年卡特政府也想过这一招，但当时觉得太难、太险，放弃了。2026年，天平变了。
配资炒股更关键的是，美国今天面对的是一个被自身长期金融化掏空过的经济结构。几十年来，美国把高利润、高估值、高回报优先分配给平台、金融和知识产权，而不是分配给车间、技工和中低端制造环节。结果是，资本市场越来越习惯于赚“轻资产”的钱，劳动力市场越来越不愿意回到高强度、回报未必足够高的制造岗位。政治可以要求产业回流，市场却会持续追问：谁来干，凭什么干，干出来之后利润率能否匹配华尔街的预期？
这就触及“再工业化”最难的一层：它不是经济选择，而是社会再组织。美国制造业就业并未出现决定性的扩张。BLS最新数据显示，到2026年3月，美国制造业就业“环比几乎没有变化”；同期就业增长主要来自医疗、建筑和运输仓储，而不是制造业本身。换句话说，美国可以把制造业作为政治象征反复强调，但从劳动力吸纳的现实看，它仍不是创造新增就业的核心引擎。
这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矛盾：美国希望要高工资、高环保标准、高金融回报，同时还要重建大规模、全链条、低成本制造体系。这三者并不天然兼容。制造业最怕的不是工资高，而是体系成本高；最需要的不是单点技术领先，而是大规模复制能力。美国在设计、软件、核心设备、基础科研上仍然强大，但从实验室优势走向产业链优势，中间隔着极其漫长而昂贵的“制造转化带”。这条带子，恰恰是过去几十年被全球化分工和本国去工业化共同削薄的部分。
因此，美国现在更像是在推进“选择性再工业化”，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再工业化。它会在芯片、军工、能源设备、关键材料等少数战略领域投入重金，因为这些行业的逻辑首先是安全，其次才是效率。可一旦离开这些被补贴、被保护、被国家安全叙事加持的赛道，美国很难在更广泛的民用制造领域重建成本优势。所谓“再工业化”，最后很可能变成一个高度政策化、局部化、精英化的产业孤岛，而不是一个足以重塑经济结构的全国性浪潮。
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制造业数据始终呈现出一种别扭状态：投资有亮点，宏观占比却不高；政策很热，就业却不热；舆论很强，产业链粘性却仍然有限。2026年3月美国总非农就业增加17.8万人，失业率4.3%，整体经济仍在运转，但制造业并没有成为本轮增长的主发动机。所谓“再工业化”，在现实中更像是对既有经济结构的修补，而不是对旧结构的替代。
郑永年这句话真正有分量的地方，是它提醒人们：工业化不是一项可以被选举周期定义的任务，而是一项至少以十年、二十年计的国家能力工程。美国政治最大的问题，是目标长期，工具却短期；口号长期，耐心却短期。总统可以四年一换，产业链却不会四年一成。今天加税，明天换届；今天补贴，明天削减；今天鼓励建厂，明天又因财政压力与党争陷入摇摆。在这种制度节奏下，企业会投资，但不会轻易押上全部未来。
再往深处看，美国“不可能实现再工业化”，并不是说它一座新工厂都建不起来，也不是说它不能在少数关键行业实现回流，而是说它无法再回到那个以大规模制造为中轴、以产业工人为主体、以完整本土供应链为骨架的旧工业美国。那个美国属于20世纪的特定阶段，建立在战后全球分工、美元霸权、国内人口结构和社会共识之上。今天这些条件，几乎都不复存在。
所以，郑永年的判断，本质上不是一句情绪化的唱衰，而是一种对工业规律的冷静判断。美国当然还能制造，也当然还能在若干高端领域保持领先；但它想要的是“既要全球最强金融、又要全球最全制造、还要全球最高利润”的三重目标，这几乎注定难以同时实现。工业化从来不是靠意志回归，而是靠体系沉淀。美国可以重新发明产业政策，却很难重新发明那个曾经托举其工业霸权的社会结构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内蒙古证券配资综合服务网，美国未来更可能出现的，不是“再工业化的胜利”，而是“战略工业化的局部成功”。它会把少数关键产业抓得更紧，把供应链安全说得更重，把制造业叙事讲得更响；但若把这理解为美国经济结构将重新以制造业为中心，那恐怕仍是一种过度乐观。真正的工业化从来不是新闻标题，而是漫长、枯燥、低回报、强组织的耐力赛。对今天的美国来说，最难的，恰恰是重获这种耐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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